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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信息

《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——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、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》

     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t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Based on the Han Dynasty Inscribed Bamboo Sl ips Unearthed at Zhangjiashan :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Northern Stretch of the Great Wall Built in the Reign of
作  者:辛德勇
出  处:《历史研究》 2006年第1期
发表时间:2006-01-01
文  摘:
本文指出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所记西汉西北隅区域的县份,正反映出在西汉初年,阴山南麓的西安阳、九原等县,都在汉朝的有效控制之下,这说明秦末在西北边防线上的兵力虽然有所回撤,却始终没有放弃据守阴山长城防线,汉朝初年在这一地区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,而这一边界,乃是沿用战国赵武灵王所修筑的长城防线;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胪列的汉初县道名,还反映出秦九原郡一直沿续到西汉初年,同时还可以印证秦九原郡本是由战国赵九原郡沿承而来,其在阴山以南的辖界,从战国到汉初,从未有过变动;九原郡与其西面的云中郡一样,在秦汉两朝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参考链接:
  · http://www.pku.edu.cn/academic/zggds/004/001/030.htm
关 键 词:汉代 边防 疆域 军事地理
正  文:
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中胪列的大量汉初县道名,以及《二年律令·津关令》和《奏谳书》等涉及地理建置的内容,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地理状况,提供了重要资料。已有学者,利用这些资料,对于相关地理问题,提出了重要见解[1]。但是,仍存有一些问题,还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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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:
[1] 如王子今、刘华祝《说张家山汉简<二年律令>所见五关》,刊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页44~52;陈伟《秦苍梧、洞庭二郡刍论》,刊《历史研究》2003年第5期,页168~172。

[2] 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(北京,人民出版社,1987)引论第二节《西汉郡国建置沿革概述》,页7~17。上篇第七章第二节《刘恒之代国》,页72~73;下篇第一章第三节《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云中郡沿革》,页137;第三章第一节《朔方、五原二郡沿革》,页155~157;附篇第一节《十八诸侯封域》,页246。

[3] 周振鹤《<二年律令·秩律>的历史地理意义》,刊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1期,页45~49。下引周氏观点,凡不注明出处者,均出自此文。案周文发表后,又于2003年11月23日在“简帛研究”网站上公布了此文的修订版本,唯所做修订,与本文所论问题基本无关。所以,本文所论,凡未特别注明者,还是以《学术月刊》上的文本为依据。

[4] 原文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(北京,文物出版社,2001)之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,二年律令图版,第443、447、448、458号简,页43~45;释文注释,页193~197。

[5] 关于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中这些县份的排列原则,是一个饶有兴趣且富有意义的问题,需要着意探求。

[6] 案周振鹤在“简帛研究”网站上公布的修订文本中,已经放弃了暂将此县列入云中郡内的处理方法。

[7] 说详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引论第三节《复原西汉政区的前提》,页22~24。

[8] 《汉书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62)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下,页1619~1620。简文“南舆”,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本作“南興”。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以为《汉书·地理志》之“興”字为“舆”字之讹,应当就是简文中的“南舆”。按《水经·河水注》(北京,文学古籍刊行社,1955,影印《永乐大典》本卷一,页54)北舆县故城下引《汉书·地理志》,此地正作“南舆”,清儒多据之订正今本《汉志》(如汪远孙《汉书地理志校本》即是如此。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绮堂原刊本,页10a)。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,实又为此说增添一有力佐证,故汉简整理者所说,可以信从。

[9] 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北京,中国地图出版社,1982)第二册《西汉并州、朔方刺史部图》,页17~18。

[10] 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之《二年律令》,释文注释“说明”,页133。

[11] 《史记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59)卷八八《蒙恬列传》,页2565~2570。

[12] 案统率秦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原为蒙恬,王离为蒙恬裨将,秦末二世皇帝胡亥与赵高合谋逮捕蒙恬后,由王离出任主帅,事具《史记》卷八七《李斯列传》,页2551。王离则在秦廷击灭项梁的定陶战役前,受二世调遣,率大批边防军赶赴山东,说详拙稿《巨鹿之战地理新解》,刊《历史地理》第十四辑(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),页137~140。

[13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7~2888。

[14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94~2895。

[15] 说详史念海《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》,原刊《陕西师大学报》1977年第4期,此据作者文集《河山集》二集(北京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1),页453~461。彭曦《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》(西安,西北大学出版社,1990),页1~235。

[16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5。

[17] 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《战国赵、中山图》,页37~38。又谭其骧《阴山》,原刊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七辑(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),署名“禾子”,此据作者文集《长水集》(北京,人民出版社,1987)下册,页334。史念海《郦道元与其<水经注>中所记的高阙》,原刊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3年第2辑,署名“苏沧洲”,此据《河山集》七集(西安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),页370~375。又史念海《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》,原刊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3年第2期,此据《河山集》七集,页376~384。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下篇第三章第一节《朔方、五原二郡沿革》,页156~157。

[18] 别详拙稿《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——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》,刊《文史》2005年第3期,页5~64。

[19] 盖山林、陆思贤《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》,刊中国考古学会编《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》(北京,文物出版社,1980),页212~224。又盖山林、陆思贤《阴山南麓的赵长城》,原刊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》(北京,文物出版社,1981),此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编《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》(呼和浩特,自印,1984),页87~89。李逸友《中国北方长城考述》,刊《内蒙古文物考古》2004年第1期,页1~51。国家文物局主编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之《内蒙古自治区分册》(郭素新主编,西安,西安地图出版社,2003)上册,页64~65,页112~115,页126~129,页252~253,页270~271。

[20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6。又《史记》卷八一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附《李牧传》,页2449~2450。

[21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901,页2904。《汉书》卷四○《周亚夫传》,页2057。

[22]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页252~253。

[23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6。

[24] 《史记》卷八八《蒙恬列传》,页2565~2566。

[25] 《史记》卷一一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(页2954)载主父偃描述秦始皇时向今河套地区运输军粮的情况,说道:“使天下蜚刍輓粟,起于黄、腄、琅邪负海之郡,转输北河,率三十锺而致一石。”若按照《史记》卷三○《平准书·集解》(页1421~1422)引《汉书音义》的解释,当时乃“锺六石四斗”,这样,其运输耗费要高出所运粮食一百九十多倍。其锺、石这两个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,虽然还需要再仔细斟酌,但粮食运输成本之高,非同寻常,应是无可置疑。

[26] 《史记》卷一一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,页2958。

[27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之《二年律令·田律》,二年律令图版,第204号简,页26;又释文注释,页165。

[28] 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,页170。

[29] 《史记》卷二九《河渠书》,页1414;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911。《汉书》卷二四下《食货志》下,页1161。

[30] 别详拙稿《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——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》,刊《文史》2005年第3期,页41~51。

[31] 《汉书》卷九《元帝记》,页285。

[32] 《汉书》卷九九中《王莽传》中,页4125。

[33] 《史记》卷一一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,页2958,页2961~2962。

[34] 《史记》卷八八《蒙恬列传》,页2566。

[35]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页253。

[36] 唐晓峰《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》,刊《文物》1977年第5期,页16~17。另外,李逸友《中国北方长城考述》一文,对此也有具体记述。李文刊《内蒙古文物考古》2004年第1期,页1~51。

[37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(页2890),谓匈奴冒顿单于,“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,与汉关故河南塞,至朝那、肤施”。朝那、肤施都是在秦昭襄王长城上的重镇。

[38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,页2923。

[39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906。

[40] 《汉书》卷九六上《西域传》上(页3873)记汉武帝在黄河西岸修筑长城,谓其“始筑令居以西”,用法正与此“筑朔方”相同。

[41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(页2923)载卫青令校尉苏建“筑朔方城”,与此是否同为一事,也需要仔细斟酌。

[42] 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《秦关中诸郡图》,页5~6。

[43] 《水经·河水注》,据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(上海,中华书局,民国排印《四部丛刊》本)卷三,页7a。

[44]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下,页1619。

[45] 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59)卷一二《秦郡考》,页534~542;又同卷《汉郡考》,页542~556。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各个部分的论述,涉及到更多这一类问题,请参看。

[46] 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,页170。

[47] 譬如谭其骧论汉高祖末年天子自有十五郡,数云中以西诸郡,而九原不预其间。说详《西汉地理杂考》之“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”条,见《长水集》上册,页96~97。又如,今周振鹤论西汉初年政区设置,即遵从《汉书·武帝纪》,以为五原郡与朔方郡一样,“乃元朔二年汉击匈奴,收河南地后所置”。说详所著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下篇第三章第一节《朔方、五原二郡沿革》,页155~157。若再向更早追溯,则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即持此说,见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(上海,商务印书馆,民国排印《丛书集成》本)卷二,页17。

[48] 案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,即采用了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说法,谓九原郡乃“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”。说见《水经·河水注》,据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,页7a。

[49] 如周振鹤推测,元朔二年初置朔方郡时,该郡“至多领有七县”。说详所著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下篇第三章第一节《朔方、五原二郡沿革》,页157。

[50] 全祖望《汉书地理志稽疑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55,重印开明书店《二十五史补编》本)卷一,页1250。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一二《秦郡考》,页538。谭其骧《秦郡新考》,原刊《浙江学报》第2卷第5期,1947年12月,此据《长水集》上册,页6~7。

[51] 史念海《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》,见《河山集》七集,页376~384。又陈仓《战国赵九原郡补说》,刊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94年第2辑,页247~249。别详拙稿《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——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》,刊《文史》2005年第3期,页9~13。

[52]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下,页1655~1656。

[53] 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》下,页60~61。

[54] 《史记》卷九三《韩信卢綰列传》,页2640。又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,页387~388。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》下,页68。

[55] 《史记》卷九三《韩信卢綰列传》,页2641。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》下,页69。

[56] 《史记》卷五七《绛侯周勃世家》,页2070。

[57] 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》下,页61。

[58] 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(上海,商务印书馆,民国排印《丛书集成》本)卷一五“郡国属县之数”条(页126~127)列举过一些汉代郡国属县数目变化的例子,可以参看。

[59] 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一二《秦郡考》,页537。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下,页1622。参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《国赵、中山图册》,页37~38;第二册《秦山东北部诸郡图》并《西汉并州、朔方刺史部图》,页9~10,17~18。

[60] 《战国策》(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)卷三《秦策》一“张仪说秦王”条,页105。

[61] 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祖纪》下,页61。

[62] 《汉书》卷二八上《地理志》上,页1551。

[63] 谭其骧通过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载秦末汉初县份,已经指出,西汉时在其他地区,也有可能存在秦末汉初设置的县数会少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汉末县数的情况。谭说见《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》一文,原载《马王堆汉墓研究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),此据作合文集《长水集》下册,页257~258。

[64] 案《汉书》卷四○《周勃传》(页2053)记同事所载云中以及雁门、代郡辖县相同。

[65] 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》下,页70。

[66] 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上篇第七章第二节《刘恒之代国》,页72~73。

[67] 参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《西汉并州、朔方刺史部图》,页9~10,页17~18。

[68] 《汉书》卷二八下《地理志》下,页1620~1621。

[69] 周振鹤谓汉高帝疆理秦郡,“凡更名之郡,皆因郡境有所变化”,此武帝更名九原为五原郡,亦同此理。周说详所著《西汉政区地理》上篇第十章第一节《吴姓长沙国》,页120。

[70] 《水经·河水注》,据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,页7a。

[71] 史念海在《陕西师大学报》1978年第2期上刊布的《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》一文,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;继之,在《考古与文物》1980年第1期上又发表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》一文,公布其实地考察结果。稍后,在1982年10月正式出版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上,便完全采用了这一观点,见第一册《战国赵、中山图》,页37~38;第二册《秦关中诸郡图》,页5~6。案在1975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的内部发行本上,所绘秦昭襄王长城的北部端点,离黄河河岸还有很远距离。见第一册《战国赵、中山图》,页37~38;第二册《秦关中诸郡图》,页5~6。

[72] 《元和郡县志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83)卷四胜州,页110。

[73] 史念海《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》,见《河山集》二集,页455。

[74] 《汉书》卷五二《韩安国传》,页2401。

[75] 说详拙稿《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——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》,刊《文史》2005年第3期,页29~41。

[76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,页2923~2924。

[77] 说详拙稿《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——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》,刊《文史》2005年第3期,页5~64。

[78] 《史记》卷一一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,页2961~2962。

[79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,页2923。

[80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·集解》,页2925。

[81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906。

[82] 《史记》卷一一一《卫将军骠骑列传·集解》引如淳语,页2925。

[83] 谭其骧《北河》,原刊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六辑(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5),署名“禾子”,此据《长水集》下册,页331~333。

[84] 史念海后来在《新秦中考》一文中,谈到卫青此役的渡河地点时,复云卫青所过“西河”为今宁夏内蒙间黄河北流河段(这与卫青自东面的云中出兵于高阙的史实,明显抵牾)。可见因未能通解相关记载,史氏实际很难确定卫青的行军路线。史文原刊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87年第1辑,此据作者文集《河山集》五集(太原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1),页108~109。

[85] 案这一带在战国时称为榆中,榆林县的得名,应当与此有关。

[86] 史念海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》,见《河山集》二集,页471~487。

[87] 彭曦《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》,页227~235。

[88] 史念海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》,见《河山集》二集,页473。

[89] 国家文物局主编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之《内蒙古自治区分册》上册,页256~257,页264~265。

[90] 国家文物局主编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之《内蒙古自治区分册》下册,页572,页575。

[91] 史念海考察这一带的长城,最早是由内蒙博物馆的田广金提供的考古调查线索。田广金当初本来提出:“根据长城走向及老乡传说,这道城往北到包头附近,应该与赵长城接。”(见史念海《河山集》二集《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》,页460)但是,这一想法后来没有得到重视。

[92]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《西沟畔匈奴墓》,刊《内蒙古文物资料续集》(呼和浩特,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印,1984),页80。

[93]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页1811。

[94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5。

[95]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并张守节《正义》,页1811。《汉书》卷三一《项籍传》颜师古注,页1806。

[96] 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,页1811~1813。

[97] 《史记》卷一五《六国年表》,页735~737。

[98] 《史记》卷一一○《匈奴列传》,页2885。

[99] 史念海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》,见《河山集》二集,页476。

[100] 《水经·河水注》,据王先谦《合校水经注》卷三,页18b。

[101] 案《后汉书》(北京,中华书局,1965)卷八七《西羗传》(页2874),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:“及昭王立,义渠王朝秦,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,生二子。至王赧四十三年,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,因起兵灭之,始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焉。” 周王赧四十三年(公元前272年),为秦昭襄王三十五年,赵惠文王二十七年,这与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所记秦、赵两国修筑北边长城的时间次序是先秦后赵等情况不符,这是因为秦始设上郡,并非仅缘于残灭义渠,起初本是源自魏国献纳土地。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(页206)载魏惠文王十年(公元前328年),“魏纳上郡十五县”;又《史记》卷四四《魏世家》(页1848)记魏襄王六年(秦惠文王后十二年,公元前313年),“魏尽入上郡于秦”。秦昭襄王三年(公元前304年)设置上郡,首先应是基于这一基础。秦人残灭义渠后,或许对上郡界域又有增益。陇西、北地两郡长城的修筑时间,可能稍后,但这不并妨碍上郡先行动工兴建长城。

[102]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并裴骃《集解》,页369~370。

[103] 方回《古今考》(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,据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影印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》本)卷一○“缮治河上塞”条,页265。

[104]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页256。

[105] 《战国策》卷二九《燕策》一“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”条,页1039;又同卷“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秦王”条,页1052。

[106] 《史记》卷五五《留侯世家》,页2044。《汉书》卷四三《刘敬传》,页2119~2120。

[107] 控御中原,是中国历代王朝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,历代统一王朝都城位置的选择,无不以此为基本原则,不仅秦汉如此。我将另行撰文,专门阐释这一问题。

[108] 参见邢义田《试释汉代的关东、关西与山东、山西》一文及其补正,原刊台北《食货月刊》复刊第13卷第1、2期合刊与第3、4期合刊,1983年,此据作者文集《秦汉史论稿》(台北,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1987),页85~170。王子今等《说张家山汉简<二年律令>所见五关》,刊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页46~50。

[109] 《史记》卷一七《汉兴以来诸侯王者年表》,页801~802。

[110] 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二,页17。

[111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之《二年律令·津关令》,二年律令图版,第492、506号简,页48~49;释文注释,页206,页208。

[112] 参见王子今等《说张家山汉简<二年律令>所见五关》,刊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页46。

[113] 刘琳《华阳国志校注》(成都,巴蜀书社,1984)卷一《巴志》,页59~60。参见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(清末民国初年石印本)卷六六四川重险瞿唐关,页11a~12a;卷七八夷陵州长阳县古捍关,页57a。又清李元《蜀水经》(成都,巴蜀书社,1985)卷六《江水》六,页33b~35a。案上引王子今文论扞关位置,与此不同,然而,似不如刘琳说可从。

[114]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,页392。

[115] 《汉书》卷二《惠帝纪》,页91。

[116] 《史记》卷四八《陈涉世家》,页1954~1957。

[117] 史念海在考察直道遗迹时发现,秦朝在今鄂尔多斯草原地段上的直道侧旁建有城垣,可以起到保护通行的作用,秦末汉初在撤出黄河-阳山防线的时候,是否会依旧据守这些直道守护设施,甚至将其用作上郡西侧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的一道边塞,也值得考虑。有关考察情况,见史念海《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》一文,原刊《文物》1975年第10期,此据作者文集《河山集》四集(西安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1),页449~452。

[118] 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一二《汉郡考》,页549。

[119]《汉书》卷五一《枚乘传》页2359~2365。

[120] 案这种战国策士游说风气的遗存,是西汉武帝时期以前的普遍现象,至武帝即位,罢“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”(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,页156),此风始逐渐衰微。胡宝国总结战国秦汉之际的文化发展轨迹,谓“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,而文化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”,所论极为精辟,战国策士的游说风尚,也应是结束于汉代。胡说详所著《汉唐间史学的发展》(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03)之《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》,页1~29。

[121] 谭其骧《西汉地理杂考》之“《枚乘传》二十四郡、十七诸侯”条,见《长水集》上册,页97。

[122] 前人相关研究请参看谭其骧《西汉地理杂考》之“高祖末年汉天子自有十五郡”并“《枚乘传》二十四郡、十七诸侯”条,见《长水集》上册,页96~98。周振鹤《西汉政区地理》结语,页228~229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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